秦时明月汉时关

韩建慧

2022年07月28日

西汉绳纹灰陶罐 这件断代为西汉时期的泥质灰陶罐出土于新地古城遗址,体积硕大,高度达75.5厘米,腹径83厘米,平口卷沿,应当是当时的居民储存粮食用的实用器物。

汉代灰陶灶 这个陶灶出土于海勃湾区新地墓葬群,是马蹄形的,前方后圆,灶台上三个灶眼呈品字形排列,灶釜一体,灶面四周模印有鳖、盘、瓢、铲、钩、长刀、菜刀等食物和用具,造型生动且生活气息浓郁。 古人有视死如生的习俗,陶灶是汉代常见的陪葬冥器之一。

汉代黄釉陶博山炉 该博山炉出土于海勃湾区三坝墓葬群。这个博山炉造型古朴,黄褐色,外刷黄釉。 博山炉是一种香炉,出现于西汉中期,是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用具,因盖上雕镂有象征海上仙山的“博山”而得名,是汉代道家思想盛行在生活器具上的具体呈现。

汉代黄釉陶灶 这件陶灶出土于海勃湾区三坝墓葬群,也是马蹄形的,灶面上也有三个灶眼,一个烟囱口。灶釜连体,上半部分与灶面为一次烧制而成,下半部分陶釜单独模制后黏结到陶灶上。

汉代黄釉陶灯 陶灯出土于海勃湾区三坝墓群,红陶泥烧制,表面有黄釉,上为圆形灯盘,下面有长柄,底座平。这种“豆形灯”是我国较早的定型灯具。

汉代兽面铺首衔环铜甗 甗是一种饪食器,用于蒸熟食物,相当于现在的蒸锅。 这件铜甗(yǎn)由釜、甑(zèng)、盖三部分组成。最下端是釜,肩上有一副对称的兽面衔环铺首,腹中部有一圈宽棱,盛水后可置于灶或火上。甑为敞口,腹上部是对称的衔环铺首,弧腹内收,在底部形成圈足,套扣在釜口外,底部有四组长条形箅(bì)孔,以利蒸汽通过。甑上方覆有钵形盖。

西汉四乳星云纹铜镜 四乳星云纹铜镜出土于海勃湾区新地古城遗址及墓葬群,造型极为经典,镜身为圆形,镜面微凸,镜体厚重。主纹饰区被四枚乳钉纹分隔成4个区域,每区有五个小乳钉纹,并以曲线连接,其形似星云图,其外又是一圈栉齿纹,铜镜边缘亦是一圈内向十六连弧纹,与钮座外的连弧纹相一致。

■“两个打造”·博物馆里的宝贝

本报记者 韩建慧 文/图

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道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

都说,想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就要去这座城市的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展品与历史对话,穿越时空的阻隔,俯瞰浩荡的时光长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藏品与先贤晤面,掀开历史的面纱,接受文明的熏陶和洗礼。

我国各地博物馆中的珍贵藏品数不胜数,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乌海博物馆也不例外,作为现代文明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乌海博物馆承担着展示自然和人类遗产的重要使命,这里馆藏的每一件展品,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贯彻落实全区“两个打造”专题工作调度会议精神,本报与乌海博物馆联合推出“博物馆里的宝贝”系列专栏,带您一起去欣赏本地区的珍贵文物和历史遗迹,感受黄河岸边的璀璨文明。

主办

乌海日报社 乌海博物馆

有人说,乌海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半个世纪前,乌海儿女从祖国四面八方而来,带来了不同的生活经验与文化风俗;也有人说,乌海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尽管她建市还不到50年,但她所在的这片热土,却曾沐浴过秦时明月,聆听过汉时金戈,见证过将军长剑指,战声骇九州。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彼时乌海地区也是重要的边关要塞,乌海境内现存的烽火台、长城、新地古城遗址等均可为佐证。

秦时明月照边关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统一中原后,为进一步巩固政权,派大将军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匈奴大败,北退700余里。秦军掠取“河南地”,称之为“新秦”,所辖包括今巴盟南部、伊盟北部地区,也包括今海勃湾地区。

为阻止匈奴南下,秦朝征发劳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东部),利用地形地势修筑长城。《史记·蒙恬列传》中便有这样的记载:“秦以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我市境内的秦长城遗址主要分布在海南区和海勃湾区,墙体呈西南——东北走向。起点位于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东风农场十队的黄河岸边,沿黄河东岸向北,经曙光村、赛汗乌素村,后向东进入西卓子山街道祥苑社区,再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经过了海勃湾区,直至千里山镇千钢社区东北,全长77725米(包含消失墙体)。

我国长城专家高旺曾对内蒙古区域内的长城进行过实地考察和研究,著有《内蒙古长城史话》《长城访古万里行》等著作。著作中提到,秦始皇长城穿越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有两个特点,一是为抵御日渐强大的匈奴而筑,二是所筑长城基本上是沿黄河而建,乌海境内的长城遗址便符合以上这两个特点。

200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秦长城凤凰岭段进行了剖析。考古人员在长城残断处开挖1米×5米探沟两个、4米×4米探方两个,探明此段长城的确切年代为秦始皇嬴政执政时期(公元前221—207年)所筑。确定该处长城为和平时期用以防御牛、羊、马过界,战争时作为重要的城防掩体。

乌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段长城主要由石墙和山险组成,其中石墙长45398米,保护较好的有1025米,当时修建的时候就地取材,由毛石垒砌,石缝间填充泥土,局部可见规整的条石;山险则主要集中在甘德尔山上,以险峻的自然山脊为防御屏障。另外,这段墙体沿线有烽火台8座,分别为渡口1号烽火台、拉僧庙1号和2号烽火台、东风农场七队烽火台、三道坎烽火台、新南2号烽火台、凤凰岭烽火台;另外还有祥苑居住址、新南居住址等7处居住址。

这段长城遗址也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9月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树立了保护标志碑。

辟地数千里,以河为境、垒石为城、树榆为塞修筑而成的秦长城,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剥蚀,如今已很难再见其宏伟样貌,但长城风骨犹存。站在秦长城遗址上,仍然能让我们遥想当时的场景:大漠的风沙穿越千里,汹涌黄河水声滔滔……

当年明月在,边关铁甲寒。

繁华古城今何在

在乌海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中,有一批珍贵的西汉时期的文物都出自我市本地考古发现。那些工艺极为精美的铜镜、陶器,仿佛能穿越千年时光,幽幽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出土这些文物的地址,便是新地古城遗址及其墓葬群。

新地古城位于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元地村。该遗址是我市目前唯一一处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的古城址。古城四周原有城墙、城门,现部分区段仍依稀可见。古城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90米。城墙经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有的几与地平,不能考辨其原有高度。但有的部分坚固宽阔,夯土层痕迹相当清楚。考古专家推断,新地古城始筑于秦代,为临河筑四十四县城之一,汉代沿用此城。

据《乌海市志》记载,汉代,乌海地区当属朔方地。汉代曾设有府衙、“贾市”及作坊。现任市文化广电事业发展中心(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的武俊生曾在《乌海文化遗产》一书中记录过其中的发现:“古城内地势平坦,在城内西南角采集到很多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有的装在陶制的盆、瓮内,有的成串放于铁质容器内。”

古钱能够较为集中地在这一地区发现,推测此处有可能是古城的商贸所在地或手工业作坊的遗址。这里临近城南门,人们在这里制造出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并可自由贸易。

城西北角还发现残破陶器,建筑陶室和成堆的带有各种纹饰的陶片,也发现了制陶遗迹,作为制陶原料的优质黏土,被大量挖取。至于烧制过的陶砖、陶瓦,处处可见。各种陶器,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是盆、罐、壶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中有贮藏器类、汲水器类、饮食器类等。当时古城及附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必然需要大量陶制用具,而古城所在之处,恰好土质优良、取水方便、燃料煤更是充足,自然是烧制陶器和贸易的场所。

在城墙和护城河边,还采集到一些三棱铜簇,证明古城附近曾有过战事发生……古城南有一片高大的土丘,根据地面上碎散的砖瓦残片推测这一地段是高大建筑的台基地,有可能是当时古城官府所在处。它分隔于繁华热闹的市、作坊之外,先据要路津,巍然屹立,显示它特有的身份和威严。

这座曾经的繁华古城是如何没落的?有考古人员猜测,阴山南北和黄河渡口一带的古汉城,曾是驻扎军队和囤积军粮、武器的营垒,犹如现在的兵站。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主要是军人,也有依附军队生活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只要军队撤走,附属者也走,这些城堡也就被废弃。但也有可能是毁于战火。《绥远志通稿》(卷十二下)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突利盖古城遗址,在(沃野)设治局(今海勃湾区和海南区属绥远省沃野设治局辖境)北二百八十里,王源地黄河东岸,周四里。城垣均颓坍如土堤,但四门及瓮城遗迹犹显然可见,城中瓦砾间有建筑基址残痕。俗传此城宋时为金人焚毁者……至其究为金人所焚,抑为明将王越驱逐满鲁都进所毁,则莫能指矣。”

幽幽千年墓葬群

新地古城周边还分布着大量的汉墓葬群,与古城遗址有着生居死葬的关系。这一片汉代墓葬群,面积约75000平方米,有汉代墓葬近200座。

据说,这片汉墓葬群是1988年原五一农场建砖窑取土时发现的。1989年6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我市文物工作站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探明古城北砖窑附近有24座古墓,选择性地发掘清理了12座墓葬。

《乌海市志》也有关于古墓葬的记载。书中提到:“古墓大多数为砖室墓,有部分墓葬中有殉狗之习俗,也有部分土坑墓,葬式为单人葬和双人合葬墓。墓中出土器物有:陶仓、陶灶、陶豆、熏炉以及各种陶罐,并伴有铜钵、铜铃、铁剑、半两钱和五铢钱等。”

从1990年至今,市文物站的工作人员又陆续清理了几座汉代古墓和城内的部分生活遗址,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罕见的大陶罐和骨尺。在清理发掘的古墓中,还出土了珍贵的“井灶仓”陶器组合,陶器组合反映了先民的生活场景和丧葬习俗。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古城遗址及出土文物的研究推断,新地古城在当时已不仅仅是屯兵戍边的战略要冲,同时也是有百姓定居的城镇。

通过发掘,考古专家把新地的墓葬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古墓大多是砖墓,有部分墓葬中有殉狗之习俗,也有部分土葬墓葬,墓式为单人葬和双人葬。据考证,葬墓主人为汉代屯垦戍边者。

此外,考古人员在新地汉墓中发现一独特的现象,就是不少器物的底部都凿有小圆洞。这种凿透器物底的丧葬习俗,至今在一些地区仍流行。

考古专家认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西汉中期墓葬发现较少,新地墓葬群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增添了新资料。这些汉墓如果放在中原地区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是发现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其历史意义则非同小可。它直接反映了两汉时期汉王朝与匈奴的历史关系,也反映着汉王朝对河套地区移民屯垦的史实,汉武帝时期,朔方地区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可以想象,新地一带在西汉中期已有一个较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因为其北距朔方边塞较远,而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患,西部边境安宁,从而为新地一带的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往事越千年。

秦始皇在桌子山麓修筑长城,汉武帝在黄河岸边修筑城关,其大抵都是为了巩固中原政权。

两千年过去了,无论是秦时的明月,还是汉时的城关,都已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抹遗存。

但黄河水依旧奔流不息,桌子山依旧巍巍挺立。如今这一片土地上,已经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工业之城,当年烽火不息、战马长嘶的兵家必争之地,已经成为各民族兄弟姐妹手牵手安居乐业的一方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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