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但《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的作者认为：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防止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作者李硕，是青年历史学家，著有《孔子大历史》等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此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具体而言，此书深入上古史，通过鲜活的叙述，深入探索商人与周人的民族起源、信仰习俗、战争军事与日常生活，将故纸堆与遗址变成了生动的情节故事，用史料赋予神话中的人物（周文王、商纣王等）以血肉，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供品和战争动员（自带装备）的任务。”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号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

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一是拆分商人族群，消灭其军事实力和人祭宗教；二是分封各种诸侯国，统治、同化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在周公辅政最后一年，周公旦以王的身份宣传册封弟弟周封为卫侯的决定。他要求周封管理好殷商旧民，还要让他们改变陋习，成为新民；在统治方式上，则要求周封必须垄断刑罚的权力。对新征服的东方地区，实行文化上的改造，铲除商人血祭宗教的遗留，使其彻底同化于周人的文明。

随着跨族婚姻与民族融合，新兴的周文化出现了，它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周公的这些举措，开创了新的华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在传统的上古历史叙述中，商周易代的面目是模糊的。关于背后的细节，我们知之甚少。事实上，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有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有文学家的想象。作者在此书的撰写中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运用大量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对应甲骨文卜辞及《易经》卦象，将费解的言辞重新释义，重构武王伐纣的历史认知等，为读者揭开了华夏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一页。本书中李硕还提到了很多文明如青铜技术，大禹治水的真相等。翻开此书，大家可以走进幽暗的历史通道，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给我们鼓励，去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转载自《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