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许登彦

时下正值炎炎盛夏，是西瓜大量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小区或是菜市场，都可以看到用小四轮和三轮车满载着西瓜的瓜农和商贩。尤其是从周边乡下来的瓜农带着淳朴乡音的吆喝叫卖声，更是一次次勾起了我儿时暑期偷瓜的经历。

1982年那年我八岁，上小学三年级，是个调皮、捣蛋的野孩子，那时我家还住在新疆兵团的连队。记得那年暑假，我像一只逃脱牢笼的鸟儿，和死党二胖、铁蛋一起打土仗、藏猫猫、上树掏鸟窝、在深一点的水坑里练狗刨……阵阵欢声笑语，搅动着明晃晃的阳光。有一天午饭后，母亲把我“押”到了床上睡午觉，屋子里闷热得就像一个大蒸笼。不一会儿，涔涔的热汗把我额前的几缕头发和后背的衣服浸湿了，窗外的知了撕破喉咙地叫，吵得我烦躁不安。我的脑子里灵光一闪，就想到了又大又圆、能解渴的西瓜。我一骨碌爬起来，踮着脚尖踱到了里屋观察“敌情”。母亲背对着我，正在搓衣板上一下一下地搓洗衣服，父亲的鼾声比雷声还响。我吐了一下舌头，悄无声息地溜出了院子。在二胖和铁蛋家的院墙外，我各学了一声猫叫，这是我们行动的接头暗号，二胖和铁蛋应声而出。这个时候，树上的叶子就像抽去了脊梁骨，打着蔫儿，蓝汪汪的天上漂浮着几朵闲云，可以看到通往西北方连队的大路上有三个少年飞奔的身影。

那个年代，新疆兵团实行计划经济，想吃西瓜可不容易，得凭连长批条子或是现钱才能买得到。要是偷瓜被发现，就得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年底还要扣工分。所以偷瓜这样费力又丢面子的事儿，都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儿才会去干。

来到瓜地，我们三人分工明确。我在沟垄里匍匐前进，为的是不让看守瓜田的张大爷发现我。我的眼睛都不够使了，看到个大的西瓜，用指甲盖儿轻轻一敲，若发出“咚咚”声，确定是熟瓜无疑，我就把西瓜滚到胸前，一把扯掉瓜秧，顺到沟垄里。铁蛋机灵，猫着身子，在沟垄间来回穿梭，一个一个运送西瓜。二胖则在地头负责望风和接应。

看西瓜弄得差不多了，我学了一声鸟叫，三人迅速在地头“集合”。瓜地旁就是一条水渠，里面的水哗哗地流个不停，真是天助我也。经过我们三人研究决定，二胖力气大，负责往渠道里顺西瓜，我和铁蛋则在下游20米处的闸门口“守渠待瓜”，往起捞西瓜。一个个西瓜就像麦场传送带上的麦粒一样，按照既定路线被送到了下游。西瓜“上岸”后，装入我提前备好的尿素袋，三人合力抬着一尿素袋子西瓜，找了个大树荫底下开始分享“战利品”。

三只小拳重重砸在西瓜上，只听“咚、咚、咚”三声响，西瓜应声裂为两半。二胖吃瓜有点性急，西瓜裂成两半后，他迫不及待地双手端起半个西瓜，把一张胖嘟嘟的脸一下子就“摁”在了西瓜上，顿时吭哧吭哧地响声大作，远看就像西瓜“长”在了二胖的脖子上，样子十分滑稽。我呢，也顾不了许多，叉开五指，一下子插在瓜心里，像“黑虎掏心”一样把整个瓜瓤子掏了出来，吃得鲜红的瓜汁四处溢流。没过多久，热风一吹，瓜汁被风干，顿时感觉脸颊上紧巴巴的，就像弹簧把脸上的皮肉往一处儿使劲拽，特别难受。我们三人又到水渠里练狗刨，连洗带玩，尽兴后各自回家，相安无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后偷瓜的事儿还是坏在了我的肚子上。当晚睡觉贪凉，没盖被子，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拉肚子，拉出了许多黑色的西瓜籽儿，父亲一看就明白了，西瓜籽儿出卖了我。我家在连队经济比较拮据，整个夏天根本就没有富余钱买西瓜。在父亲的严厉追问下，我只好说出了实情。父亲并没有打我，拿出家里仅有的钱，带着我去了瓜地，让我当面向张大爷赔礼道歉。我没有供出二胖和铁蛋，只说我一人偷吃了西瓜，张大爷说：“一个半大小子，能吃多少西瓜，吃的算上糟蹋的，顶多只有五公斤，就算五公斤吧。”那时候西瓜五分钱一公斤，父亲掏出2毛5分钱递给了张大爷。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摸着我的头说：“彦娃，以后记住，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要靠自己的真本事……”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至今40多年过去了，少年时代的这次偷瓜经历，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我感谢父亲，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不义之财不可取，证明自身价值，要通过劳动和付出去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