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为了要办报经费，早晨不到7点，我和马燕就到了矿务局办公大楼分管财务工作的副局长办公室门口等候。然而，我们还是去晚了，走廊里已排起局属单位二三十名要款人的长队。这是1996年我担任《乌达矿工报》副总编辑时亲身经历的一幕场景，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于煤炭外运车皮紧张和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等因素制约，乌达矿务局的生产经营逐步跌入低谷，生产出来的煤卖不出去，卖出去的煤又收不回货款，“三角债”越积越多，资金严重短缺，待业人员逐年增加，形成了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机器设备报废了没有钱买新的，矿井巷道出了问题没有钱去维修，只能限产、压产，以运定产。最困难时期，全局欠发职工工资长达7个半月，累计高达数亿元。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作为乌达矿务局二级单位的乌达矿工报社，也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地步。由于办报经费逐年减少，常常像“挤牙膏”一样要一点给一点，《乌达矿工报》只能由周二刊改为周一刊。买不起新闻纸，就用52克凸版纸代替，印出来的报纸黑乎乎的一片，影响了报纸质量。到了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用上了激光照排、胶版印刷，唯有乌达矿工报社印刷厂仍处在几十年前“铅与火”的时代，手工拣字、排版，平板印刷机印刷。把用过的铅字倒在化铅炉里化成铅水，用铸字机“咔嗒、咔嗒”重新铸字，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摆放到字架上。铸字工烟熏火燎，天天如此。到了冬天，车间里冰冷，手脚冻得发麻，拣字十分困难；到了夏天，车间里闷热，热得汗流浃背，充溢着铅与油墨的刺鼻味。熟练工人1个小时能拣四五百字，1块版4000多字，需1天时间才能拣完。在印刷车间，把4块报版放到印刷机上，版要垫平，四周要用楔子卡紧，油墨还要涂抹均匀，反复折腾半天才能开印。3000份报纸大半天才能印完。办报如此困难，工资又很低，而且不能按时发放，总编室主任、要闻版编辑、唯一一名美术编辑等几位业务骨干，挥泪辞别相处多年的同事另寻出路。从1996年开始，稿费也停发了，一停就是六七年之久。

《乌达矿工报》的通讯员是好样的。以苏海图煤矿宣传科王世荣为代表的一大批通讯员，在报社停发稿费之后，不为名、不图利，一如既往，为报社写稿的热情丝毫不减。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乌达矿工报》才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坚持办了下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8年，乌达矿务局正式划归神华集团公司统一运营。2001年，乌达矿务局更名为神华集团乌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终于走出了低谷，各项工作取得骄人的成绩，实现了“5年脱困”的目标。2002年年底，乌达矿工报社与乌达矿务局广播电视台合并成立乌达矿业公司新闻中心，在原乌达矿工报社办公楼旧址建起了新的办公大楼。2003年年初，《乌达矿工报》更名为《乌达矿业报》，同时恢复了稿酬制度。随着经济形势的日趋好转，在新闻中心领导的多次努力和矿业公司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决定把原《乌达矿工报》拖欠作者长达7年（1996—2002年）的稿费补发给大家。

7年，《乌达矿工报》共出了370多期，每期报纸大约刊登20位作者的稿件，累计共有7000多人次的作者，其中大部分作者每人的稿件累计少则几十篇、多则数百篇。要把每位作者的稿费统计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乌达矿业报》的编辑们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工作，终于把每位作者在7年间的稿费统计出来，一次性地补发给了大家，总计8万多元。

在我退休多年之后，当报社编辑把补发的稿费送到我家里时，我感到既高兴又意外。高兴的是，他们终于有钱支付稿费了，这是前些年原《乌达矿工报》办报人员非常棘手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意外的是，多少年了，谁也不再想着领什么稿费，过去也就过去了，而乌达矿业公司新闻中心的领导和编辑们却把这件事记在心头。这说明他们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与诚信。许多通讯员也纷纷表示:“过去这么多年了，把稿费全部补发给我们，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既然新闻中心的领导和编辑们这样厚待我们，今后我们会更加积极地写稿，把咱们的报纸办得更好。”

岁月更迭，往事如烟。补发稿费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本版绘图 齐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