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那次，妻子生病住院，我不在家。我究竟在哪儿呢？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了，可能是在公乌素煤矿的采掘队，也可能是在内蒙古第二通用机械厂的车间里，或者是在千里山钢铁厂的高炉旁……

1977年7月的一天早晨，妻子说，右下腹有点疼，用手揉了揉不顶事。上班后，我领她到乌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大夫检查后开了点止痛药，就让我们回家了。恰巧，那天我已约好到一个单位采访。那时，乌海市刚成立一年多，《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尚未在乌海建立记者站。我和这两家新闻单位的不少编辑、记者都比较熟悉，有些时效性较强的新闻，他们来不及下来采访，就打电话让我采写。刚好，前天他们又来电话了，要我采写一篇乌海市一些单位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的报道。看着妻子吃了止痛药，腹痛缓解了一些，料想不会出什么大事，我也就放心地去采访了。

后来妻子跟我说，那天下午，右下腹又痛了起来，而且一阵比一阵痛得厉害，还有点恶心，想呕吐。家里没有电话，又不知道我去了哪个单位，无法和我取得联系，也无法打“120”，街上也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女儿吓得哇哇直哭，13岁的儿子急得团团转。时间就是生命！在这紧急关头，儿子毅然决定，用自行车把他妈赶快送到医院去。7月流火，酷热难当，太阳悬空，大地热气腾腾。路上行人稀少，个个步履匆匆。妻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儿子在前面使劲推着，热得汗流浃背，大女儿用手扶着她妈，小女儿紧紧拽住车座跟在后面，在太阳暴晒下艰难地行走。看到这种情景，有人赶快过来帮忙推车子，并叮嘱孩子：“慢点，小心！”也有人竖起大拇指，为孩子们点赞。我家住在矿务局先锋区（现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公司办公楼南面），离医院近1公里的路，有两段全是砂石土路，很难走。3个孩子吃力地推着自行车，1个多小时才走到医院。妻子腹痛难忍，两个女儿紧紧跟着她寸步不离，儿子在楼里跑上跑下，全靠他一人忙活。医生诊断后叫妻子马上住院，住院手续很简便，妻子拿出公费医疗本，记上账，不用交押金，手续很快就办妥了。

乌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海勃湾市人民医院，位于千里山东街南侧（现青山市场对面博泰佳苑小区），建于1960年，当时叫桌子山矿区人民医院，只有两排窑洞房，后来在窑洞房南面建起两排平房。1968年，拆除窑洞房，建起一座4000平方米的双层“工”字形楼房，一楼是门诊，二楼是病房。那天，我下去采访还挺顺利，晚上六七点钟回到家里，突然发现情况不妙：院门紧锁着，隔着1米多高的土院墙，看见院子里放的自行车不在了，喊了几声孩子的名字也没有回应，屋里黑灯瞎火，静悄悄的。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隔壁李嫂听到我的喊声，马上跑出来告诉我：“哎哟我的妈呀，你可回来了！小巩住院了！”我二话没说，撒腿就往医院跑，到了二楼病房，看见妻子正躺在病床上输液，3个孩子紧紧围在她的身边。孩子们看见我回来了，马上跑过来对着我大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看着孩子们无助又无奈的样子，我心头一阵酸楚，马上背过脸去，擦掉眼泪，安慰他们说：“不要哭了，都是爸爸不好，爸爸不是回来了嘛，爸爸不走了。”

妻子住院后，主治大夫叫姜鹏起，是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和我是山东老乡，我曾经采访过他，和他比较熟悉。他告诉我：“你爱人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接着，他似乎带有责怪的口吻反问道：“你干吗去了？下午怎么没来呀？”

我说：“下去采访去了，这不是刚回来嘛！”

姜大夫又严肃地跟我说：“你可真行啊，老朋友！多亏你这几个孩子把你爱人送来得及时，否则会很危险的！现在，术前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你签字呢。”我心想，采访完，单位领导本来要留我吃饭住下的，幸亏我没有住下，坚持要返回来，否则，这可怎么办？

我签完字，护士马上把妻子推进手术室。我和孩子们在手术室门口静静地等着，时间像凝固了一样，一分一秒，都是那样难挨。大约两个小时后，妻子被推了出来。姜大夫告诉我：“手术顺利完成。”我和孩子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在妻子住院期间，我一边陪床，一边写稿，妻子出院了，我的稿子也写好了，及时发给了报社和电台。

妻子第一次住院做手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每当我想起那天下午3个孩子用自行车推着他们的妈妈去医院的情景，至今我还有些内疚，总觉得有失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挺愧对妻子和孩子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