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建慧

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着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不少知识青年主动从城市到乡村支援祖国的边疆建设。共青团中央对这种行为表示鼓励，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多个省市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到1957年底，上山下乡的青年就已近8万人。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不久之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高潮，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怀着“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崇高理想，从城市走进农村，在广阔天地经受青春洗礼。

据统计，1968年到1978年10年间，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达1623万人，他们把青春和年华奉献给了农村和边疆。

知识青年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很多年后，当亲历者回忆起上山下乡这件往事时，他们会这样告诉你，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识青年离开家乡，到广阔的天地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那时，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工矿企业停止招工，城市里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前途正一片迷茫。城市闲散劳动力过剩，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却正处于发展建设的关键期，急需人才和新的思想观念。

据《中国共产党乌海历史》记载，乌海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开始的。1969年4月，海勃湾市革委会为首批430名到农牧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他们的目的地是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杭锦旗；与此同时，乌达地区也在积极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支农，从1964年开始到1969年，乌达一共输送青年300多名，他们去的地方是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情高涨的时刻，不少党员干部带头让子女下乡，许多党团员学生也主动要求自我锻炼，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子背起行囊，从矿山小镇奔赴农村牧区。

在矿区儿女奔赴前程的同时，乌海地区也迎来了许多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以南京为例，1968年底，南京十多所中学的1087个学生怀揣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奔赴内蒙古，他们中有的人落户到了农区或牧区，有的人因为招工奔赴矿区……

当时，许多青年到了农牧区后，因为离家太远，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也有类似乌海地区这样的情况，青年都插队到了其他地方，本地发展农场时反而缺了人手。于是，在1973年6月，中央政治局多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也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上山下乡的四种形式：一是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落户；二是在人民公社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三是在土地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单独建立知青农场；四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安家落户。

乌海当时的实际符合第三种情况。以海勃湾地区为例，1973年以前，海勃湾市的知青都是到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农村牧区插队落户，一则离家较远，二则海勃湾又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市民吃菜困难。时任海勃湾市委分管农业工作的副书记赵锦玺经调查后认为，厂矿自己办知青农场，就地安置知青便可解决这两个问题。海勃湾市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提出了就地安置的思路，认为这样可以加强领导，便于管理，学校、单位、家庭相互配合，有利于知识青年的成长。

在赵锦玺的带领下，各大厂矿原有的农场纷纷扩大生产规模，改为知青农场，设有农场或“五七队”（历史名词，存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特殊用工方式，我市矿区成立的“五七队”基本都从事农业、副业生产）的厂矿则建设知青农场，以安置知识青年。从1974年起，全市共办起了41个知识青年农场，先后安置了1万多名知识青年。到1979年，知识青年农场共开荒造地2.8万亩，种树6万多株，为乌海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艰苦劳动锻炼了体魄，艰辛生活磨砺了青春

上山下乡的生活，无疑是辛苦的。

以“上山”为例。1970年，从南京来的知青焦鸿志与30多位同乡一起，到位于乌达地区的黄白茨煤矿（今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黄白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当了一线的采煤工人。20世纪70年代，采煤、出煤靠拼体力，煤矿工的工作极度危险和繁重。这群大城市里来的年轻人，面临的就是这种艰难考验。

但知青们没有退缩，他们跟随师傅一起，深入了百米井下的世界。彼时井下生产机械化程度也较低，采煤都要靠放炮将煤层炸开，人工将煤用锹攉到溜子上，由溜子将煤炭运到矿车上，最后再运送至井外，一个班儿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瓦斯、水、煤尘、冲击地压等也在时刻威胁着矿工的生命安全，但焦鸿志等知青们坚持了下来，且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下乡”的知青们同样在经历着生活的磨砺。当时有的生产队条件较为艰苦，没有知青宿舍，知青们就住在生产队的饲养房里，饲养房冬冷夏热，几个人挤在一条土炕上，经常有跳蚤，知青们被咬得满身是包。

在那个缺油少盐又没蔬菜的年代，“吃”就是个大问题。知青陆乃明就曾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河套地区的红腌菜。这种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的寻常咸菜，却是他记忆中难得的美味。知青郝文波也曾记录过他的一日三餐：每一顿都是一样的，玉米面里放点苏打贴饼子，糜米熬粥，菜是一点也没有的。房东大嫂看他们可怜，捞了些自己腌的酸蔓菁，吃上一口，却又苦又咸，原来这咸菜是用河滩上收集起来的盐碱熬出来的土盐腌制的。

但这样艰苦的食宿条件，也没有挡住知青们参加劳动锻炼的决心，他们努力克服困难，将以前没有从事过的农业劳动从头学起。春种、秋收、挖渠、打场……烈日下抢收小麦，麦芒和着汗水黏在身上，又痛又痒；走民工，挖大渠，挑着一百公斤的担子一口气就能爬到渠顶。

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使得这一代人大多拥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品质。

有一组数据能说明他们的贡献。1978年，全市的知青农场共生产蔬菜2400万公斤、土豆300万公斤，保障了大部分厂矿职工家属和市民的吃菜需要，也改变了矿区的生活环境。有的知青农场还利用当地资源和厂矿的边角料，兴办起一批为工农业生产和市场服务的小煤矿、小白灰厂、小砖瓦厂、服装加工厂、养猪场、养羊场、养鸡场、豆腐坊等，既支援了国家建设，又增加了个人收入。到1979年，知识青年当中有2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641人加入了共青团，600多人成了拖拉机手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丰富了地方文化，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

知青们也把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城镇文化氛围带到了乡村和矿区。

堪称乌海书法文化起源的矿区书法就与知青群体有分不开的关系。许多受访者都曾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字帖、书法文化带进矿区的，就是来自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们，他们在工作之余用书法陶冶情操，带动了工友们对书法艺术的热爱，才让矿区书法像星星之火一样，在乌海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

乌达地区到临河农村插队的知青们，也曾为丰富村民们的文化生活作出过许多贡献。曾是乌达地区首批下乡知青之一的崔向山就曾回忆，在临河农村，他们曾自制篮球架、用土坷垃垒成乒乓球台，带领当地青年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曾利用一个玩具转花筒和煤油灯自制出了一台土幻灯机，制作了几十张幻灯片到各个村给大家放“土电影”；热爱读书的知青在休闲间隙给社员们讲火车为什么能跑，电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是原子、分子和质子……

15岁就到临河插队的乌达知青刘绥珍还自学了医疗技术和针灸知识，当起了当地的赤脚医生。对于当时文化和环境较为闭塞的农村和矿区来说，知青们的到来，的确带来了城市的气息，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沟通城乡文化的文明使者。

20世纪70年代后期，知青们踏上了回城之路。上山下乡过程中锻炼出了他们能吃苦、能战斗的优秀品格，他们中有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通过自学取得了大学文凭，有的当了记者编辑、教师、医生，有的在科研上取得较高成就，有的在文学、藏石、书法等方面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成为我市各行各业的顶梁柱和业务上的“领头羊”。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

还有许多外地来的知青留在了乌海，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奋斗、在此建设家园，参与和见证着乌海日新月异的变化。

回首往昔，我们不难发现，“知青”这一代深深地刻着时代的烙印。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孜孜不倦地求索、创造、付出、感悟，在广阔天地谱写出了青年一代艰苦拼搏、执着奋进、敢于担当、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动人篇章，必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