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我曾经教过的那个初中班，是原海勃湾市第一中学首届初中毕业班。

1961年春季开学后不久，我任教的桌子山矿务局职工子弟小学附设初中班，语文老师因故离开了学校，校领导决定让我接初中班的语文课。当时我还担任着一个“跃进班”的班主任并代语文课。担任不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从备课到写教案、批改作业，特别是每周都要精批细改100多篇作文，任务相当繁重，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和管理学生的工作中。

学校校舍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半“工”字形连体建筑，没有围墙，四周全是沙滩。初中班教室位于校舍的西南角，房后是一条通向东南方向的人行小道。全班50多名学生，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农村，也有的来自矿区，虽然他们的口音各异，家庭背景不同，但大家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这个班的班长叫赵利，在班里年龄最大，个头最高，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是老师的得力助手。

至今让我记忆深刻、受益终身的一件事，是在教学相长的浓厚氛围中学会了普通话，在其后的社会交流、交往、交融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那时，由于我来学校的时间较短，说话带有浓重的中原地区口音，常常把家乡的方言土语带进课堂，引得学生哄堂大笑。如“说话”二字，普通话念“shuō huà”,“说”是平声，“话”是四声。我们老家的口音是念“xué huǎ”,“说”不仅口音完全变了，而且声调变成了二声，“话”由四声变成了三声。这样，必然会影响情感交流和教学效果。为了纠正难以听懂的家乡口音，我恭恭敬敬地拜学生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下课后，一些普通话说得比较好的学生围着我，一字一句教我正确的发音方法。现在我的普通话说得还算可以，主要得益于当年的教学工作，得益于我的学生们。我的几位在煤矿当过工人的老乡，来乌海60多年了，老家口音至今丝毫未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普通话的条件和环境。

有一件事虽然很小，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还是单身，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从来没有也不会拆洗被褥。张兰如、杨淑智、于文中等几位初中班的女生，不知怎么发现我的被子脏了，趁我给“跃进班”上课时，悄悄到我的宿舍里，把被面和被里拆掉，拿回家洗干净，晒干，又拿回我的宿舍里缝上。这整个过程，我竟全然不知。过了好几天，我才发现被子比以前干净多了，经过再三追问，那几个女生才承认是她们干的，这浓浓的师生情深深打动了我。若干年后，在我的一个笔记本里，突然发现一位女生的照片，正是给我拆洗被子那几个女生中的一个。在“跃进班”，我也曾收到过一些女生送的照片。同时，不少学生也向我要过照片，有的还放在他们家的影集里或挂在墙上的相框里。师生之间互相赠送或索要照片，这大概也是那个年代表达师生情感的一种方式。

1961年9月，在原桌子山矿务局煤校校址，成立了桌子山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同年10月，我教的那个初中班从小学分出，合并到职工子弟中学。1962年，桌子山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与海勃湾市中学（成立于1961年11月）、西卓子山水泥厂职工子弟小学附设初中班合并成一所中学，被命名为海勃湾市第一中学，校址在原桌子山矿务局职工子弟中学。1976年乌海市成立后，更名为乌海市第一中学。

我教过的那个初中班，还有两个学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个叫苑登民，一个叫刘吉贵。那时，他俩都十四五岁，语文课学得尤其好，字也写得漂亮。我常把他俩写的作文当作范文给学生朗读。若干年后，苑登民改名为苑灯明，当过基层单位的记者，后来担任过《乌海日报》经济部主任、《海勃湾矿工报》总编辑。《乌达矿工报》与《海勃湾矿工报》像黄河两岸的一对姐妹花竞相开放，而我和苑灯明同时分别担任这两家报社的领导，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交流经验。“师生二人携手办好矿工报”一时被传为佳话。刘吉贵后来改名刘日，20世纪80年代后，曾担任过河北省无极县委书记、石家庄地委副书记、河北省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退休后被特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和同名电视纪录片，讲述了刘日在担任无极县委书记期间公正廉洁、清风长存的事迹，享有“当代包青天”的美誉。